3.5 论承先贤

常忆先贤能避短，每读经典可发长

1 品议“和谐”

《左传.·襄》中载“八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周末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可见，中国和谐思想的渊薮早在周秦时代。《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来源于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谐社会，它是社会发展中一种相对均衡、统一、协调的状态。《决定》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总布局，足以说明和谐社会建设对于整个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了。我们要学好《决定》，把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任务溶解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那么，全面、正确、具体地理解和把握它的本质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否则，概念不清，云腾雾绕，脚不着地，既不知所云，又不知何以云？因此，对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作以认真探究，很有必要。下面谈六点认识。

信念属性。人类社会经历了愚昧、野蛮阶段向文明、和谐演进的漫长过程，其间，柏拉图、欧文、马克思、孙中山，直到中国共产党，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都是世界大同、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为了这一目标每代人都付出了沉重代价----由幻想、狂躁、战争，最后进入理智。尽管时空、方式、种族各有差异，但是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这一总方向、总信念不但始终没有改变，而且一直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脊梁和自信力的源泉所在。可见，人不可无信念，国不可失信念。中国特色和谐社会更是如此。

政治属性。就是说“和谐”是共和政体应有之义。从“六书”角度解析“和谐”的政治含义，就是广开言路，大家说话，有民主，有声音（《人民日报》文章如此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且这个领导是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原则实施的。我曾撰联“和云，每口分粮，公平正义；谐道，大家说话，民主集中”就十分形象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不是吗？《决定》特别强调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等民权保障措施。这些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要素和核心条件。实践证明，哪里有民主集中，那里就有凝聚力、就有政治和谐、就有相对的公平正义，就有科学发展。

哲学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提出，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社会发展中必然充满矛盾，而且正是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转化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已进入新老观念、新老体制交替的矛盾凸显期，中央作出构建和谐社会决定，出台了一系列民生民本政策，正是重视矛盾、化解矛盾，促使矛盾由对立转化为统一的英明之举。二是“和而不同”原理。应用李瑞环一次外交演讲中的话“‘和’不是盲目的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显而易见，“和谐”不是“和泥”。讲和谐，就必须承认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而绝不是掩盖矛盾，粉饰太平，酝酿大矛盾。三是社会发展规律性。人类社会始终是沿着由低级到高级、由战争向合作、和平的轨道螺旋式发展，这是一条已被历史证明的规律。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地区无核化，禁毒、反腐、环保、人权保护国际化以及由此牵动的频繁的世界峰会，这一切都在表明，人类的图存欲望迫使人们必须顺应社会发展总规律——由纷争走向合作、和平、和谐。中外古今，概莫例外。

经济属性。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演进的漫长过程，的训诂学意义上说，“和”表明人人都有饭吃，才是“和”的根本。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是同样道理。显而易见，发展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反之，没有物质生产蓬勃发展，社会和谐就失去了根本。同理，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尺度。没有经济分配上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真正和谐，这同样是一个含有经济属性的问题。

道德属性。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是流传千年的道德经典，也就是发展到今天的“八荣八耻”。如，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还有“合群济众”，“取之有道”…….等都是传统文化瑰宝和道德精华。虽然，今天的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不能完全固守古训，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丢弃永远熠熠生辉的传统文化精华。《人民日报》石开文章讲到“凡人之心，不能无争；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可见，工作上争上游，大事上争原则，合法权益上争法律，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然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方面，还应该有“上善若水”的包容胸怀，不必多争。以上不难看出，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必然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脊梁的。

美学功能。马克思有句名言：“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赫拉克里特说过“美在于和谐”。柏拉图认为协调就是美。如贝多芬的钢琴曲、天安门阅兵式、春晚节目“千手观音”等，都是高度协调产生的艺术美。反之，一个手指弹琴、一个腔门到底，就谈不上协调，当然无美可言了。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生产与分配、干部与群众……等之间客观的存在诸多不协调、不适应的方面，而六中全会《决定》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为了创造条件，理顺体制，调整关系，化解矛盾，促使社会各方面协调，从而产生美的。

外交功能。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在他的著作中赞扬中国的“和平安定”思想。近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赞扬“和气”是中国至高无上的品质。可见，我们的和谐思想早已飘洋过海而且被用于外交工作。如“协和万邦”、“善解能容”等思想发展、沿革到今天，促进我国与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亲密的关系--合作伙伴、睦邻友好、战略伙伴、兄弟般的、“以邻为伴”等国际关系。今天，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和谐思想功不可没。

以上七个方面，表明“和谐”二字的内涵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彻悟其属性内涵和功能。《决定》向中国社会放射出民生民本的光辉思想，勾勒出构建和谐社会明晰的线路图，也历史地赋于了我们时代重任。古人云：“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时无喜神。”它召示我们，人人争作和谐元素，大家创造协调条件，学习中深思，深思中思为；改革中继承，继承中改革；发展经济，解决矛盾，推进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新风，就一定能够把和谐社会建设这篇文章做大做好！

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决策》2007.7期

新华网陕西频道2008.7.23刊登

2 千年平安文化脉

浅议周文化之于平安文化建设

纵观历史，一个文化贫瘠的民族，必然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因为，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粮食，但是，粮食也绝对取代不了文化作为民族精神脊梁的特殊功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且光彩夺目的民族，因而她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并引以为豪的民族。自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直到周文化，华夏民族的沃土滋养了一条非常明晰而且搏动有力的儒家文化法脉——夏、商、西周的礼乐文化。到了礼乐文化，实际上已经是日臻成熟的周公思想的集大成，它形成了周文化的核心，也占据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真正源头。至于孔孟，是周文化的拓展、充实与延续。

礼乐文化，其外在表现为“礼”，本质是“仁和”，也泛指仁义礼智信。孙中山先生曾概括为“仁爱和平”是非常恰当的！《大雅·民劳》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大雅·文王》中载“遹求厥宁，遹观厥成”；《小雅·伐木》载“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周末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而不同”的观点；《淮南子氾论训》载“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可见，这些和平仁爱安定的思想，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如英国学者伯特·波顿曾高度赞扬中国的“和平安定”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赞扬“和气是中国至高无上的品质”。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和平仁爱安定的思想早在周秦时代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今天，我们平安的环境就是熏染在这一浓郁的思想文化之中。可见，千年平安，搏动着的是同一条文化根脉！正因如此，儒家推周公为“元圣”，并把周公与孔子并称为“周孔”。也正因如此，史家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传承。张岱年称“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是恰中肯綮的。由此，我们说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和平仁爱安定”思想，或者说“和平仁爱安定”思想的源头就孕育在礼乐文化之中。

那末，怎样看礼乐文化对于和平仁爱安定的核心影响力呢？

施善政而聚民心，聚民心而安天下。

《史记》所载“虞芮之讼”的典故告诉我们，文王曾为西伯侯时，就乐善好施，武王、周公同样典范地施行仁德且以之教化百姓，使周的域内呈现仁爱、谦恭、礼让，“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祥和景象。各诸侯如有不决之事，都来到西岐请求仲裁。虞、芮诸侯一次来到西岐，亲眼见到了西岐良好的道德风化后，自惭形秽，悄悄地回去且相互转告说：“吾所争，周人之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于是，他们不但不在为那块“地”争执，反而把它命名为“贤原”。这块“贤原”就成了虞、芮平安的典型标志，“虞芮之讼”也成了西周良好风化的典范性事件。暴纣横行天下，罪恶罄竹难书，天怒人怨，百姓不得安定；周仁布域内，民心潮聚，期盼平安，酝酿平暴。于是，著名的牧野之战终于暴发。各路诸侯纷纷而至，周兵势如破竹，纣兵纷纷倒戈，暴纣的江山随即土崩瓦解。周竟然以7万兵力击溃商纣70万兵力，创下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伟大战例！剪商后，周公、武王、成王仍然传承文王的德政，没有诛灭商纣之九族，而是采取化敌为友的安抚政策。他释放了被纣关押的贵族箕子，整修了殷丞相商容的故居，培高了比干的坟墓，并在鹿台向平民大量散发粮钱……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仁爱”“保民”的人性化政策感化朝野，所以赢得了民心，才形成了剪商时那所向披靡、推山倒海般的力量，创下了这奇迹般的战例。周不但很快得到了天下，而且很快安定了天下。

礼乐之纲保安定，刚柔并济长久安。

忠信思想，在礼乐文化中极为闪亮。在武王病危之时，周公跪拜告知先王愿以自身代之，以救武王；武王临终授印时，他恪守礼法，不敢乱序，“泣涕拱手”，绝不继承王位。“金藤藏册”的典故就是明证。成王患病，周公“剪甲”沉海，以表乞求佑幼主康复的诚心。成王做了“剪桐封弟”的游戏之后，周公立即进谏成王要守诚信，务必兑现诺言。于是，成王把唐封给弟弟叔虞。一件小小事情践行了“一诺千金”的诚信至理。在周发生叛乱，社稷将要毁于一旦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向天发誓，要平息殷纣残余势力，拯救周朝江山，还给百姓平安和谐。遂亲自率兵东征，平息叛乱，安定了天下。成王年长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摄政，还政于成王。他的这些大智大勇的赤诚之心和功绩，苍天可鉴，世代钦服。所以，史称周公“德配天地”。……这些典故，无一不凸显了周人对“忠信”的虔诚与执着，对于暴虐、叛乱、践踏平安和谐的疾恶如仇。周公戒其子伯禽的著名训语“六守”，就生动地阐述了如何为人处事的法则，即如何做到“荣、安、贵、胜、益、广”的道理。其中“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不仅赤诚地告诫了儿子，而且告诫天下都应该具备谦恭礼让、居安思危的思想境界和品德。言明，只有严格遵循“六守”，才能保证一个人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周人每逢重大节日，重大事件，都要设坛祭祀周先王，且配以乐舞，如《大武》就是武王伐殷成功祭告先王时祭词。一则表明后辈要严格遵循周朝的礼仪，以乐曲烘托周天子“敬天保民”这一壮举的气氛；二则教育后人永远不能忘记先王之功德，这与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一脉相称的。《周颂》中还记载周孝王用扁钟奖励功臣战绩的事件，这就说明周的礼、乐本质上是一体的。正因这些礼乐制度在周深植人心，而且被朝野广泛认同并执着地践行着，西周奴隶制国家才得以国富民安，欣欣向荣，呈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景象和成康盛世的局面；也正因如此，周朝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壮写了831年的稳固江山的朝代。

礼贤下士，唯才是举，是赢得天下人才的明智之举。文王访贤，周公吐哺等都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礼贤”范例。在周，唯才是举同样典型。如，叛逆者蔡叔之子姬胡，一改父行，“率德训善”。周公捐弃前嫌，破格提拔，让他做了蔡国国君。这种躬身礼贤，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不仅对当朝国泰民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被历朝历代明君、贤达所效法，对保证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可见，“仁爱和平”“尚和安定”等思想在周文化中的内涵极为丰厚。岐山，周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岐山以周文化导引平安文化建设，这一创意既新颖又贴切，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建设平安文化，并非一定要创造一种新文化，重要的是把周文化中“仁爱和平”等诸多平安文化的元素，进一步科学地发掘、梳理、亮化，使之成为平安岐山建设的主导文化和亮点文化。

首先，很有必要对周文化与我们时代倡导的思想、道德和法纪的内涵，进行理性地辨证地分析和定位。“周公之礼”是奴隶社会以宗族血统为纽带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它与现行的法纪在外延上当属不同范畴；在内涵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我们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审视，就会发现，周文化中仁爱、保民、尚贤、诚信、“义刑义罚”、孝道、师道、教民向善、期盼和谐、平安的思想就是礼乐文化的内核。这些内核的思想文化，都是要导引人类追求崇高的道德规范与良好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和谐统一，都是要使社会达到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目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创立的一系列的“和”的哲学思想都是非常精辟的。诸如《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中“和者存，天下之道也”，荀子说过“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等等，都是平安文化的精华。显而易见，大礼行而秩序生，规矩成而方圆就，和气致而友情多，仁爱至而人心乐，人人和睦心气畅，和乐聚人心，心聚生平安，保平安。反之，不知礼乐则恣意妄行，恣意妄行则必然无和谐安定。“仁爱”“和平”的平安文化，西周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新岐山更需要。而且，随着社会文明度提高，社会成员对于“仁爱”“和平”的期望值更高。千年一脉，从未间断过，将来也不会断的。因为，“仁爱”“和平”既是人类生存永远的共性的需求和期望，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永远的客观需求和希冀！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广为流传的如“平安”二字值千金，“福禄寿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源自周公礼乐大纲的和乐、平安的思想反映的是普适性民意，而且3000年来经久不衰！从这些意义上讲，这些平安思想文化的元素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平安岐山建设的目标是完全共通的。因此，创建平安文化，我们要大力发掘和弘扬周文化中这些共通性的和谐文化精华，使之为我们服务。

深化、亮化周文化中“仁爱和谐”文化之精华，贵在营造大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宣传氛围。把“仁爱和谐”的文化内具体化、形象化、通俗化、条理化，并和文化旅游大县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普及至人人至家家，至单位至社区，至城镇至乡村，乃至各行各业、全社会，营造浓烈的崇德尚文的和谐、平安文化的氛围，让岐山人人人知道周文化发祥地在岐山，周文化的核心是仁爱和平，作为周人后裔的岐山人理应率先传承崇德、尚文、仁爱的先贤文化。

深化、亮化周文化中“仁爱和谐”文化之精华，就要在各行各业弘扬忠信文化，弘扬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和守信经营、守法经营的文化根脉，弘扬周之兴，周之久在于“至德”，在于“忠信”；弘扬仁爱、保民、民生等“民为贵”“民为天”思想，推及人伦道德、国民教育和党的惠民政策落实，以之化解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体现“平凹生和谐”。

深化、亮化周文化中“仁爱和谐”文化之精华，就要弘扬“六守”、《无逸》等名篇名论中礼让谦恭、居安思危的思想，教育人们谦恭处世，遵章办事，依法治县和防患于未然，明确社会主义道德、规章纪律、治安条例等法律就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时代“大礼”。只有循“大礼”而行，社会才有安定和谐深化、亮化周文化中“仁爱和谐”文化之精华，就要将尚贤、礼贤文化推及人事制度改革和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严密科学、公正透明的选拔、进退平台和绩效考评机制，激发人才正面的积极的潜能，规避庸者误事，能者赋闲等人事、机制原因造成的矛盾和人才资源自相消耗，从而提高政府和基层部门、单位的公信力、执行力，为社会平安奠定人才基础。有鉴于周公，人才问题上也应将化敌为友，教育转化的思想推及法制、社会治安、和谐社会建设和对外开放工作。

深化、亮化周文化中“仁爱和谐”文化之精华，还要在大力宣传法纪的同时，强化基层网络建设和治安巡查监督，将不安定因素封杀在萌芽状态。

总之，通过发掘弘扬周文化，逐步形成岐山的平安文化体系，使平安文化成为社会成员思想道德上的一座坚固的文化坝堤，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平安文化的亮点，在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以平安文化作指导，并持之以恒地弘扬下去，和谐文化、平安文化必将成为平安岐山建设中坚强而厚重的思想文化后盾，必将在平安岐山建设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获2008.中国岐山周文化与平安文化论坛二等奖）新华网陕西频道2008.7.23

3 浅议“和”、“同”及其现实意义

老子、孔子之前二百多年，就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史伯。他是西周末年王朝重臣、太史，名伯阳父，亦称史伯。因为史料记载简约，所以，不大被世人熟悉。然而，他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却传承几千年，仍然光彩夺目。足以见其思想的价值和其在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了。

然而，社会现实中，不少人对这一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和”、“同”概念的异同及在实践上天壤之别的益损利弊，不甚明了，更谈不上对其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解和运用。因此，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突显出一些领导人指导思想上地混乱，认识上的一知半解，导致工作方法上缘木求鱼的现象。比如，工作中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接踵而至，显得无可奈何。面对问题，动辄以“和谐社会了，尽量不要冲突，稳定压倒一切”等一些空洞的说教，回避问题，或者花钱告退记者，或者派人堵住上访，或者花钱平息重大责任事故等等。一句话，“不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了”。孰不知，久而久之，积重难返的问题就要象洪水一样爆发，形成一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必然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身处周文化发祥地，且要以周文化为核心，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打造我们的文化大县、经济强县，就很有必要进一步探析史伯关于“和”、“同”的哲学概念及深层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有一大段哲理性极强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还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最终会消亡掉……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我理解，“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两句话，相同的地方是，同属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都有联结起来、共谋发展的愿望。

不同点：方法论上，“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相融合，即二元或多元的对立统一、融合、整合；“同”就是把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即一元独树，排除他物。

实践论上讲，前者“取和去同”，则事物必然逐步走向繁荣、发展、进步；后者“以同裨同”，则事物必然走向停滞、灭亡。

何以见得呢？我们以事实求证。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发生大地震。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史伯认为，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调合；而秩序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了地震。

史伯虽然说地震，但是他分析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的道理，引申出“阴阳二气”和“序”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规律”、“秩序”。在西周，史伯竟然能够以阴阳来解释地震原因，确实了不起。今人论述古代阴阳思想，无不首先引用史伯这段话加以说明。

与此同理，史伯还以“和”的思想为指导，给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时，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的谗言；讨厌贤明正直的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的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如：《国语·周语上》载，伯阳父惊呼：“周将亡矣！”《诗经小雅》载：“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就是实例。

200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如，晏婴解释“和”就如煮羹，以不同食材炮制出鲜美的汤羹；“同”就是以水和水相煮，始终还只是水。

孔子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论语·子路》），就是史伯思想的延续。「礼之用，和为贵」的「贵和」精神，也是强调“和”的整合作用，以达到和谐、和平、和合。这样的整合，就是针对存在“不同”而作出的。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明确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阴阳交替乃宇宙根本规律。

可以见得，这些精辟的见解和论述，都源自于史伯。也有力地佐证了史伯观点的独到处和其哲理性--“和”，就是二元或者多元的统一，事物不断生息发展就是“和”的不断发展，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归到一点，“和”，是事物发展运行的本质和根本法则。这一对立统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史伯给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项重大贡献。

我们不妨列举生活中的几个小事，再作直观地证明。例如，我们用水加水，还是水，没有产生新的事物。血缘相同或者相近的男女结合，就会生出智障、畸形儿；无限重复，将导致种族灭亡。这就是“以同裨同”的结果。反之，如果水加土，就会形成泥，泥加火，就会生成瓦当，盖房子。不同音色的乐器配合，就会发出美妙的交响乐。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结果。

从国际事务列举实例，中西医结合、上海经济合作组织、世界汉语热、世界孔子学院、国际环保组织、外交外贸工作、联合国等组织或活动，为什么能够产生并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甚至不可或缺呢？这就是“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哲学原理决定的。因为，这一哲学原理，体现着事物发展运行的本质和根本规则，这就是“和实生物”的天道和规律。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没有国界的限制了。

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双半”社会，使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原因在于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意志，全然以“家天下”的意志取代天下人的意志，违背了“取和去同”这一哲学原理，独断地实行“以同裨同”，必然就要走向萎靡、没落、垮台的。商纣王、楚怀王、周幽王等一些霸道昏聩的君王就是例证。

相反，治国思路顺应了“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一“天道”的，必然是发展的、鼎盛的、清明的盛世。如唐尧虞舜、周召共和、文景之治、贞观盛世等。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纳谏的英名，就是史伯“和实生物”原理的光辉例证，其光芒将永照朝野。

我国从反“右”至“文革”阶段，发展极为缓慢，国家内外交困，矛盾突出。原因何在？从大的方面看，就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去和取同”、“以同裨同”的错误，全国一个声音吼，一片绿黄装，一片红彤彤，从而走进误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好多中外人类发展中创造的精华，兼收并蓄，改革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实施“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而迅速发展起来，国际地位也随之提升。这就是“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的结果。

至此，从大的方面，我们基本明白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哲学思想的原理和科学内涵，也基本明白了确立“取和去同”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现实意义了。

那么，我们探析史伯这一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一，深刻认识“和”的本质，有利于端正我们的指导思想，纠正我们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偏差，更正确、更有效地继承中华文化精华，实施和谐社会建设方略；有利于解决我们因无知、或因失去良知，把“和谐”社会当作“和泥”社会来曲解的问题，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和”是事物运行发展的本质和根本法则，而掩盖矛盾、以求和谐，不仅仅是严重违反矛盾运动规律，而且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反倒极为有害的。

二，学会运用“和”的法则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如何面对“道法自然”，发展与环保、文保（例如，发展经济和是否非要炸平赫赫千年的岐山地标--箭括岭的关系），多元文化，多种经济，协和发展等等问题；对于我们全面完整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矛盾运动规律，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炙手可热的矛盾和问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完成我们既定目标任务，有着现实地具体的积极作用。

三，我们学习研究史伯这一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改革、完善、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决策原则的机制，加强各界联席会议、真心听取各方不同意见，提高决策水平；对改进一些领导人单纯地高举“行政首长负责制”棒子，妄自尊大，公权私有，独断专行的行为（即“以同裨同”的典型代表，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有效遏制腐败，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确立“取和去同”的哲学信念，深刻认识和理解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哲学思想，对纠正我们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偏差，对于我们全面学习、认识周文化精髓，更好地传承周文化的精华，为建设文化大县服务，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焕发者哲理的光芒，不仅照耀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照耀未来的发展道路。20取和“可益，”取同“可危”。

获岐山周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征文二等奖，刊《周文化研究会会刊》

2011.11.12